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苍狼与白鹿4中的历史 -- 五藤高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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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化圈内置城-西欧文化圈-苏黎世

苏黎世: 瑞士联邦的旧都苏黎世(Zürich)

新石器时代即有人居住活动的痕迹,不过城市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年左右。罗马时期,因为罗马人和更北的日耳曼,凯尔特,高卢等民族进行边贸,所以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边境税关来征收关税。因为本来从古到今货品过关就是个麻烦事。又加上道路常年不靖,税关好歹有税警管事,所以很快围绕着税关形成了一个小城镇叫做图睿库姆(Turicum)。边境城市本身就是贸易通路的起始点,所以这座小城镇发展的很快。而这个图睿库姆,将在日后更名为图尔高/托尔高(Thurgau),成为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史上的一个要地。图睿库姆旁边有一个湖,当时的外贸业喜欢在湖这边把货物装上船,然后摆渡过去卸货的方法。这样一来比绕湖路径来说可以少走路,二来清关也方便,因为清出来的货拉到湖那边,没清出来的在湖这边等待稽查就可以。所以图睿库姆就把这个湖周围开发成了海关管区。于是这个湖就得名图睿湖(Turi)。然而T开头的词语,换到其他语言中很多都会变音。特别像德语或者法语等语言,往往在连诵时T和Z混淆,所以外来客商就这个湖叫祖睿湖(Züri)。图睿库姆这个祖睿湖边的小镇,在日耳曼语言中发音就是祖瑞士(Zürich,祖睿湖之城的意思)。也就是说图睿库姆的城市区在日后成为了图尔高。而其海关监管区就就是日后的祖瑞士。图尔高和祖瑞士的纠葛,一直贯穿了两个地区的历史,所以在很多材料里这俩词都是用来指这个地区的。而祖瑞士这个词进入英语又转入中文后,因为过分强调“信达雅”中的“雅”,甚至“要雅不要达”,所以译名再次变化,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苏黎世。

民族大迁徙年代冲垮罗马帝国后,日耳曼人开始迁入瑞士地区,并在此建立政权。公元835年左右,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东法兰克国王,后世德国的太祖路德维希二世在苏黎世这里建城堡,标志着日耳曼人政权对这里开始施政。由于日耳曼商人在罗马时代就常往来图睿库姆,所以对这里很熟悉。因此日耳曼人在这里建政后,苏黎世和图尔高继承了昔日的贸易线路,让日耳曼商人继续沿着这条路跑贸易,进而保持了自己的繁荣。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苏黎世渐渐与图尔高分开,因为路德维希二世在苏黎世建筑城堡后,把城堡附近的很多土地和森林地区整合进了苏黎世。然后借口自己的女儿希尔嘉德要还愿,把新整合出来的苏黎世地区给了本笃会的一个修道院。通过给予修道院地权,路德维希二世以盖庙为借口,实际上把苏黎世地区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直接负责的皇庄。和旁边属于诸侯们的,不归国王管的土地就留给了图尔高。苏黎世遂逐渐成为独立的城镇。9世纪末期到10世纪初,海茵里希三世又给予苏黎世的修道院很多经济利权。这就让苏黎世和图尔高进一步分离。不过道院的方丈到底也不是诸侯。所以就以行政区域来说,这俩地区还是一体的。在东法兰克国家进化为神圣罗马帝国后,这俩地区成为士瓦本公国的一部分。

在神罗帝国建立并分出士瓦本公国后,这个公国的日耳曼封建诸侯各家,经过长期的争权夺利,版本迭代出来为首的“御三家”——韦尔夫(Guelf)、斯陶芬(Hohenstaufen)和策林根(Zähringen)。其中韦尔夫和斯陶芬都在日后都出了神罗皇帝。而斯陶芬家族更是之后改名霍亨斯陶芬,贡献了中世纪神罗帝国最强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而韦尔夫家日后则跑到北方去发展,搞出来遍布神罗帝国的圭尔夫教党。传承甚至进了英格兰。由于这两家实在是强到过分了,所以作为第三家的策林根家族光芒完全被这两家盖过去。策林根家族在士瓦本跟另外两家斗来斗去后,发现自己一来斗不过这俩狼灭,二来他看出这两家人都有往外走的鸿鹄之志。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策林根家就提议说只要你安心让我当燕雀,我也不堵你去当鸿鹄。1092年,策林根家族的家主贝托尔德二世和斯陶芬家族的家主腓特烈一世达成协议。策林根家宣布拥戴腓特烈一世做士瓦本的公爵,而对应的,腓特烈一世和他的斯陶芬公爵则得按照拥立功臣的待遇,保障策林根家族的封地。不过斯陶芬家族仍然还想在士瓦本公国里拿更多。于是又经过一番折冲后,斯陶芬和策林根两家达成新协议。斯陶芬家族把士瓦本公国的西南部地区切出来一部分,不再将其视为士瓦本公国的领土,而是改成另一个领地,称之为巴登侯爵领(Margraviate of Baden)。这个侯爵领的核心地区叫布赖斯高(Breisgau)。然后把这个领地封给了策林根家族。于是策林根家族搬家到了布赖斯高。他们以此为中心,通过继承古罗马商路,把持住了意大利进入德国的贸易干线。因而家业兴盛起来,顺利的在现在的瑞士和南德地区建立起来稳固的势力。而策林根家族在布赖斯高的新本部,就是日后德国的名城弗赖堡。而苏黎世和图尔高作为这条贸易干线上的重要驿站,也封给了策林根家族。自策林根家族经营南德开始,苏黎世和图尔高在行政上也逐渐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县。

随着斯陶芬家夺取神罗皇帝宝位,苏黎世作为神罗的皇庄,照法律规定来说就应该只对斯陶芬家的皇帝负责,不归策林根侯爵管了。不过策林根家族用心经营,通过和南德地区,乃至更南的瑞士山地地带的土豪家族相互通婚,约定互保的办法,把他们家所在的巴登地区经营的有如铁桶。而且其家主也一度参与巴巴罗萨皇帝的“意大利事业”,流血打拼,立了汗马功劳。所以斯陶芬家的皇帝虽然猜忌策林根家族。但是策林根家毕竟又是拥立从龙,又是流血冲锋。这样的功臣啥也不给还要清算,实在不能服众。于是乎巴巴罗萨皇帝虽然拒绝了策林根家族想要苏黎世皇庄做封地的要求,但同意让策林根家以皇庄管家的名义(这种钦差一般称之为帝国督办或者督政Reichsvogt,后来这成了苏黎世城邦领导人的正式称呼)去作苏黎世的宗主。随后,腓特烈二世做皇帝时期,通过颁行帝国安堵法令,正式赋予苏黎世“帝国自治市”的地位,从而在行政上也把苏黎世和图尔高分划开,通过重画政区明确了苏黎世的独立城市地位。策林根家虽然名义上只是皇帝派去苏黎世的,负责替皇帝收收税的督办。不过一来斯陶芬家族势力大,连续几位皇帝都很有能力。策林根家之前就斗不过,之后还是斗不过。所以想公开吞下苏黎世实在做不到。二来策林根家族的家主跟着斯陶芬皇帝去意大利打拼,很是捞了不少钱。赚了钱就反咬恩主,这就等于直接给皇帝削藩的合理理由。三来斯陶芬家的皇帝总的来说,虽然很猜忌策林根家,但对于承诺还算守信。策林根家在苏黎世收上来的税理论上应该给皇帝,但皇帝为表笼络,就允许策林根家私吞公款。策林根家得了便宜,就心照不宣的不卖乖了。安心给皇帝当忠臣。不过“代天收税”到底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封建领主擅长做买卖的实在不多。所以策林根侯爵一般不怎么管苏黎世,满足于在苏黎世当个名义上的代理,收收城市的贡赋,具体行政就丢给城市自治管理,安心搞自己的图尔高就行。这造成封建秩序在图尔高要远比在苏黎世要强力的多。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情况下,苏黎世的城市管理很快落入豪商和僧人们联手组成的市议会里。由于瑞士山地把持的圣哥达山口,是德意边贸线最早被开发出来的关隘。这样南北的商品通过山口后,就可以在苏黎世这里进入到更北的德意志地区。所以凭借这个利益,城市发展速度很快。给宗主交的款项一直让人满意。凭借着以苏黎世和弗赖堡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盛,巴登侯爵领地迅速繁荣起来,成为当时德国的一个十分富庶的地区。策林根家族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土皇帝。是神罗帝国数一数二的望族

但上帝似乎从来不缺乏幽默感——策林根家族的土豪人生竟只是一场红楼梦——1218年,策林根家的末代家主贝托尔德五世突发疾病死了。他是家中的独苗,自己又没有儿子。堂堂的士瓦本御三家,神罗的头面大诸侯的策林根家族这下竟然绝嗣了。于是巴登侯爵领地也成了一块极为肥美的肉,立刻引起了包括时任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在内的各家势力的争夺。腓特烈二世借着策林根家绝嗣的机会,立即宣布将策林根家昔日代管的各处皇庄全部收回国有,而策林根家的自留地要由皇帝主导重新分配。于是苏黎世的税收终于回到了腓特烈二世的口袋里。看着自己鼓起来的钱包,满心欢喜的腓特烈二世决定必须强化皇庄地位,防止再有人“代天收税”。于是腓特烈二世宣布授予苏黎世的女修道院院长伯爵爵位。还给予了包括可以自行铸币等的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特权。这样在封建序列上,苏黎世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领地,跟图尔高彻底分开了。自此苏黎世领地自有其主。但因为其直接宗主是一个修道院,院长是选出来的。不依赖贵族间的血统传承。而再往上就只有皇帝本人。所以苏黎世领地就成为了只对皇帝负责的一个城邦,是一个纯粹的帝国自治市,而不再是封建贵族的庄园。其宗主宝位就只能“有德者据之” 。这定下了苏黎世日后的发展的基调。与此同时,皇帝还想尽办法分掉策林根家的土地产业,严防新的豪门在此出现和做大。这时策林根家在瑞士山地的领地,通过贝托尔德五世的姐姐的婚嫁传承,传入了一个名为基堡伯爵领(County of Kyburg)的家族。这导致基堡伯爵领地强大起来,结果其立即成了皇帝的打击对象。基堡伯爵乌尔里希三世比起策林根当年的家主来说就很不通权谋——他既没有从龙的功劳,又是个强项令,面对皇帝的削藩是梗着脖子硬顶,甚至还提出既然策林根家当过苏黎世的督办私吞公款,所以苏黎世的皇庄权益应该归他。眼看这人不开眼,腓特烈二世就打算找个人剃了这个刺头,而他的教子,很愿意替他的教父来干这个活儿,理由都是现成的——这个教子就生在瑞士山地地区,家里也是瑞士山地的地头蛇家族。而且血统上跟基堡伯爵家还有关系——这个教子的母亲就是乌尔里希三世的妹妹海尔维希。腓特烈二世盘算到:如果他的教子凭借这个血统,组织皇军去抢地盘的话,基堡伯爵领不好团结起来对抗。说不得就得分给自家侄辈一些产业以息事宁人,这样也算是削弱了基堡。于是他下令让他的教子组织了一批兵马,回家跟基堡伯爵乌尔里希三世开干。腓特烈二世的这位教子,就是日后奥匈帝国的太祖,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鲁道夫一世。

得了教父的命令的鲁道夫立即回家组织了家里的兵马,开始跟基堡伯爵领抢地盘。他回来抢地盘的机会很巧——1250年,基堡伯爵哈特曼四世死了,他又没有子嗣,只好将地盘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哈特曼五世。由于宗主连续绝嗣,加上腓特烈皇帝收回治权,把自治市的领导人都授予爵位。所以瑞士山地地区的帝国自治市纷纷趁着宗主家里一团乱,崛起成为城邦国家。后世瑞士联邦的几个主要城市伯尔尼、楚格和索洛图恩都是这么起家的。苏黎世也是这些新崛起的城邦之一。由于哈特曼五世并无什么威望,所以以伯尔尼为首的自治市宣布只忠于皇帝,不认哈特曼五世是宗主。鲁道夫见状表态支持哈特曼五世,并以此为得到了基堡伯爵领东部的地盘为酬劳。而基堡伯爵领地和新崛起的哈布斯堡伯爵领地正好以苏黎世为界线划界。同时基堡伯爵领现在也成了哈布斯堡家的小弟。

但是鲁道夫是腓特烈的教子,也是皇帝的忠臣,而且基堡伯爵领能被封给他,是他教父的恩典。既然伯尔尼抢先向他的教父和主君表忠,他身为教子是不能轻易的违逆自己的教父的。于是他选择是先压着哈特曼五世,耍两面派扯皮推诿,收钱不办事。在他的教父死在意大利后,鲁道夫一世才放哈特曼五世去争昔日基堡伯爵领剩下的部分,但是这个时候南德自治市已经发展起来。以伯尔尼为首的自治市不认哈特曼五世一家,选择对抗这家人的干涉。基堡伯爵领开始内讧。这个动荡时期里,苏黎世相对比较太平,因为由于有伯尔尼作为自治市代表在前面顶着,而且苏黎世城市这时候还比现代的苏黎世要小,又在两家地盘的界线上,所以无论是基堡伯爵还是哈布斯堡家都不怎么注意苏黎世。不过苏黎世外部环境还可以,不代表内部也安稳。由于一直都是自己管自己,不怎么受宗主干涉。城市的领导人理论上也是僧人,需要推举和选择,操作空间很大。所以苏黎世的城市权力控制在一个以外贸豪商和在地地主为核心的议会手里。但是控制南德贸易线的瑞士山地诸邦面临一个问题——以手工业者和雇工为代表的新阶层开始出现并逐步崛起。随着东方的知识传入亚平宁半岛,又随着商旅逐步北传,作为德国-意大利商路进入德国的第一站,瑞士山地诸邦发现自己非常适合搞工业——这里有古罗马时代遗留的水利建设,境内靠德国黑森林,燃料充足。瑞士山地自己就有矿产,配合上知识的传入和发展,非常适合搞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这就让瑞士山地诸邦,乃至南德的各大自治市为了谋求增加商品附加值,大搞殖产兴业,成绩斐然。苏黎世在这波殖产兴业的风潮中主打出版印刷业,非常成功。有中世纪德语文学第一巨作的《马内塞古抄本集》,就是在苏黎世定制和印刷出版的。苏黎世一度和马格德堡一南一北,并称是中世德语文化圈的文化之城。

南德-瑞士山地诸邦的殖产兴业政策,在提高了技术水平,开发了新的高利益商品的同时,还弄出来了以手工艺人和作坊雇工为代表的阶层。这个阶层在获取了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晋位为城邦的新贵后,自然而然的开始了对权力的追求。然而自治市的传统势力不喜欢新贵晋位,必然是新旧要斗一斗的,所以瑞士山地诸邦中都有类似意大利佛罗伦萨肥瘦人那种城市阶级斗争。而正如佛罗伦萨到最后要请法军来镇压一样,南德-瑞士山地诸城邦也要请外兵来镇压新兴阶层,而且外兵是现成的——它可以凭借封建宗法关系直接找上头的封建宗主。所以这种商业自治市虽然根本利益上和封建宗主是不一致的,但并不一定总是要搞零和游戏式的对抗,有很多时候只要宗主不干涉城市的治权和自治地位,这种城邦也乐意让宗主来充当警察和法官类的职务,甚至让宗主直接来当刽子手也很常见。而这些城邦中被镇压的阶层必然要反抗压迫,而在反抗成功后接管了治权的城市,往往就要和封建领主们划清界限,提出既然一直是自己管自己,那么市政可以自己管,国防也可以自己管,甚至再进一步,直接自己成立个国家算了。这些成功的城市组起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瑞士的前身旧瑞士邦联国(Old Swiss Confederacy)。而反抗压迫失败的城市,只要封建领主不借机会威胁其自治地位的,它也愿意成为封建领主的红顶商人,替封建领主出钱出力当血包。苏黎世是后者,它在请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外兵压制城邦的反抗者后,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血包,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兴盛出钱出力。而哈布斯堡家族对于苏黎世的进贡也能投桃报李,在哈布斯堡家族治理南德和瑞士山地时期,苏黎世从一座单纯的城镇,发展为几乎大部当代的苏黎世县的土地都归其控制。所以总的来说哈布斯堡家当苏黎世的宗主当得很像样。实现了互利互惠。所以苏黎世长期以来还是亲自己的宗主的。

转折点发生在1315年的莫尔加藤战役。这次战斗中苏黎世也出兵帮衬,对抗新成立的旧瑞士邦联军。结果哈布斯堡家在莫尔加藤吃了大败仗。虽然战后旧瑞士邦联为了先保独立,就没收拾苏黎世。但是苏黎世通过这一仗发现势头很不对。首先是自己的宗主有问题——这时候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开始向奥地利迁徙,导致这个家族在南德-瑞士山地诸邦的控制力迅速衰落。这给了旧瑞士邦联独立建国的机会。这让苏黎世要考虑到万一出了事,宗主不一定给力。其次是苏黎世通过这一战发现,自治市自己管自己,甚至国防外交一把抓,进而独立建国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苏黎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野心。莫尔加藤之战前它就一直想谋夺哈布斯堡家族在图尔高县的温特图尔地区。甚至一度和旧瑞士邦联的施威茨与楚格一起跟宗主干过两架,只是没打过所以又跳反。现在看宗主不行了,旧瑞士邦联势头正旺,于是它就又起了谋夺的心思。而且这一次它有了谋夺的动力——虽然借助了哈布斯堡家的外兵压制了苏黎世的商工阶层。但作为南德贸易线的重镇,又一贯奉行殖产兴业的政策,使得苏黎世的商工新贵阶层虽然饱受压制,但在城邦中的力量越来越大。1332年,苏黎世迎来一位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新帝国督政——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un)。布劳恩在当市政委员的时候,通过相互串联,成功把苏黎世的商工阶层结连成了十三个行会。随后在十三行会的力撑下,布劳恩成功打破传统在地地主和僧人势力的挑战,成为第一位公认独立选举选出的督政。在他执政期间,苏黎世城邦的权力迅速落入十三行会之手。从此以后苏黎世城邦的督政尊位是各大公会会长说了算,而不再是僧人或者封建贵族说了算了。这让苏黎世也最终成为了旧瑞士邦联那样的纯粹的近代城邦国家。这样就要跟封建领主开始划清界限。1351年,苏黎世签署入盟誓约,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指旧瑞士邦联的7个成员国施威茨、格拉鲁斯、楚格、下瓦尔登、乌里、伯尔尼、卢塞恩)变为誓约八州,势力大大扩张。苏黎世也因此成为瑞士的一部分。

哈布斯堡家族因为家族势力东迁奥地利,重心不再放在瑞士,所以没法集中精力来对付崛起的旧瑞士邦联。其在瑞士的统治逐步交给当地的代理人。虽然他也想重新贯彻封建统治,但其努力的结果先是在莫尔加藤吃了大败仗,后来在森帕赫和奈菲斯还是大败。连吃败仗,内部又面临继承权争端的结果,让哈布斯堡家族对瑞士断了念想,遂决心断舍离。对当地愿意当代理人的势力都果断许诺利益。于是虽然布劳恩执政后的苏黎世跟哈布斯堡家族是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了。但哈布斯堡家一方面在当宗主的过往上表现的还比较像话。另一方面又是诚心让利。所以苏黎世见到哈布斯堡家族愿意把温特图尔交出来,就愿意跟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干一架,因为旧瑞士邦联的成员国施威茨和格拉鲁斯也对温特图尔垂涎三尺。于是乎苏黎世就作为哈布斯堡家的代理人反叛邦联,跟旧瑞士邦联打了一场“老苏黎世战争”(Old Zurich War)。老苏黎世战争对于旧瑞士邦联和苏黎世都非常重要。在这次战争前,施威茨/格拉鲁斯跟苏黎世开干,对于旧瑞士邦联的“彩七家”来说,那只是施威茨/格拉鲁斯和苏黎世之间的问题。但这次战争后,瑞士国家共同体的概念萌生并成长,从此邦联再跟苏黎世开干,那就是全瑞士彩七家的共同问题。而苏黎世这边则对自己的宗主彻底死了心。因为这次战争中先是哈布斯堡家派来援军帮助苏黎世跟旧瑞士邦联磕,结果大败。然后神罗皇帝腓特烈三世卖面子,请法国派兵来帮忙对付瑞士的彩七家,还是大败。这让苏黎世实在断了跟旧瑞士邦联死磕的念想。而且通过和旧瑞士邦联的长期对抗,苏黎世认识到哈布斯堡家宗主再好,奈何不是同路人。旧瑞士邦联的强悍战斗力反而能帮着苏黎世。所以苏黎世决定彻底归顺旧瑞士邦联。旧瑞士邦联虽然打赢了苏黎世,但它一方面要应付神罗,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想扩张地盘的勃艮第。尤其是勃艮第作为一只隐藏在瑞士邦联后面,给邦联长期提供支持以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它是瑞士独立的大功臣。但它此时见到哈布斯堡家族确实想离开瑞士了,就暴露出其想要夺地自为的本来面目。所以对于瑞士邦联来说严惩苏黎世,跟自己的“革命同志”闹到不共戴天实在不上算。尤其是苏黎世有着名扬天下的雇佣军集团。苏黎世城市由于搞长期搞工业,兵甲犀利。城市自古以来又常有帮宗主去打别人的历史,市政又多是公会负责管。地理上又处在重要的南德-意大利商路上,保卫商路的需求很高。所以苏黎世很适合发展佣兵产业,并借此发展出一支相当不错的军事力量。后世名扬天下的瑞士雇佣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苏黎世的雇佣军。所以旧瑞士邦联寻思要真逼急了跟苏黎世死拼,搞不好就是鱼死网破。既然现在苏黎世摆明断了找宗主回来的念想,诚心愿意入盟。还是尽可能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更好,于是有限度的罚了苏黎世一下后就又同意苏黎世回归邦联。

不过誓约八州名义上是邦联,共同体意识实际上也才萌生,尚未成为普遍认同。所以作为誓约八州最后入盟的,苏黎世还是保留了很多自己的独立性。而且前宗主做事还算比较像话。苏黎世跟封建贵族们并没有那么不共戴天。而且。因此加入了誓约同盟后,苏黎世人依然积极参与封建乱战来挣钱。不过也开始用他们的雇佣军对抗旧邦联的敌人。而瑞士邦联得了苏黎世的强兵援手后,赶紧借点人马来对付这个时候对瑞士邦联威胁最大的勃艮第。勃艮第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瑞士邦联的恩公。因为它作为神罗四大部之一和典型的封建诸侯,它对于想干涉它事务的神罗皇室是很不待见的。因此一直在想办法削弱皇权。所以当哈布斯堡家族登位成了皇帝后,勃艮第就开始通过支持瑞士山地的自治市们作反来打击哈布斯堡家。瑞士自治市们获取独立虽然是自己反抗成功的结果,但是毕竟一般市民想反抗封建领主的骑士老爷,如果没人给撑腰,能成功的案例在中世纪的欧洲实在是不多。多亏勃艮第多次暗中相助,为反叛者跑路时提供庇护,瑞士山地诸邦才能获得独立。但是勃艮第支持瑞士山地诸邦的目的,本质是想夺地自为。想把哈布斯堡家赶跑了之后自己来当这里的宗主老爷。所以瑞士邦联独立也不一定是它乐见的。只不过勃艮第还要参与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事务,四处掺和导致它没法一直全神贯注的来抢瑞士邦联。这给了瑞士邦联争取自己独立的机会。也同时给了瑞士邦联认清勃艮第的本来面目的时间。所以在瑞士邦联成立后,勃艮第和瑞士邦联很快反目。最著名的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执政时,勃艮第和瑞士邦联这时的头号大哥伯尔尼已经多次开练。互有胜负。现在苏黎世的兵马下场援手,尤其是誓约八州开始有了共同体意识,伯尔尼遂大胆起来,串联八州兵马参与到勃艮第战争来,跟大胆查理对着干。不过英雄帖发出去了,但大部分州不想来,因为这场战争伯尔尼和勃艮第说不清谁先动的手,誓约八州是防御同盟,既然伯尔尼可能是动手在先,其他各州也就是派点人来助助拳,唯有苏黎世因为刚回邦联,急着想表现,加上伯尔尼也愿意给钱,于是一口气动员了四千兵马去增援伯尔尼。伯尔尼为了等苏黎世的佣兵,放慢了行军速度走路,结果意外的打破了大胆查理的算盘——查理本来打算在莫拉特村伏击伯尔尼的军队,但没想到伯尔尼走走停停,结果伏击队看半天敌人没来,耐不住辛苦先撤下去吃饭了。加上勃艮第军也是大量佣兵,薪水要日结。结果去伏击的这群唯薪主义者回来领钱的时候,苏黎世和伯尔尼的部队完成合流,整合了部队的瑞士邦联军发动快攻,趁着勃艮第军正在排队领薪的时候冲进营地一番狂劈乱砍,勃艮第军猝不及防,大败,部队死伤狼藉。随后大胆查理拼上老本,再集合一支部队跟瑞士邦联和其盟友洛林公爵领硬拼,结果在南锡会战中再次大败亏输。苏黎世和伯尔尼来的瑞士戟兵们在这场硬仗中大显神威,长戟狂扫,直接把大胆查理自己都给捅了个透心凉。南锡会战一戟捅死堂堂的勃艮第公爵的战绩,让瑞士戟兵名扬天下。瑞士雇佣军的招牌也一炮走红,连带着苏黎世这个佣兵中心迅速拿到大批合同,城市一方面在越加富裕的同时,也让苏黎世在誓约八州中地位火箭上天,一下成了跟伯尔尼一个级别的大哥。加上这个时期苏黎世得了一位很有能力的督政——汉斯-瓦尔德曼(Hans Waldmann),瓦尔德曼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独裁者,在他执政时期苏黎世对外打响瑞士佣兵的知名度,对内力行改革。瓦尔德曼时期最终确定了一切国政归行会的原则,以至于苏黎世乡村地区的,比较传统的封建式的贵族地主,也必须以行会的形式才能参与到国政里来。然后他在将国政归于行会的原则确立后,对内以各种渗透手段,将自己的势力安插进各大行会之中。很快就在苏黎世大权独揽。对外则采取积极外交,一面参与对外佣兵战争,通过输出佣兵来赚钱,另一面趁着勃艮第绝嗣,把亲瑞士的自治城邦拉入瑞士邦联。这使得瑞士邦联的规模再次扩大,而这些新加入的城市,例如巴塞尔、圣加伦和沙夫豪森等,把苏黎世看成自己的恩公,跟苏黎世结成了朋党。在朋党支持下,苏黎世成了誓约八州中最为有钱有枪,又高又硬的城市。甚至有段时间里连老的誓约八州都唯苏黎世马首是瞻,而苏黎世又被瓦尔德曼的私人把持。这导致瓦尔德曼事实上成了瑞士的皇帝。但是瓦尔德曼因为参与意大利的战争,并且在战争中过于支持自家一方,损害了邦联的整体利益。导致各大行会最后用阴谋颠覆结束了他的政治学生命和生物学生命。但在他执政的时期,苏黎世已经确定了自己在瑞士邦联里的优越地位,并通过他在1498年制定瑞士国宪的功劳,事实上把旧瑞士邦联的首都都搬到了苏黎世来。这让苏黎世在接下来到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时代,成为旧瑞士邦联无可置疑的运动核心。

旧瑞士邦联的宗教改革,和欧洲其他地区都非常不同。比起欧洲其他新教地区通过打击教会,以扩张国权和贵族的政权的行动不一样。由于国权已经归于城邦,加上人文主义通过意大利-南德商路传入,在瑞士山地诸邦造成影响,所以瑞士的宗教改革时玩的是对教会全面批判,甚至主张连文化也不要,就是要往死里打的玩法,完全不是英格兰这种表面是新教,实际保留大量旧教习俗的玩法。因此在1518年,瑞士宗教改革的先驱茨温利(Ulrich Zwingli)当上了苏黎世主教后,苏黎世迅速成为瑞士新教徒的核心。1519年,苏黎世爆发黑死病,由于大量人员为了躲避瘟疫逃亡,导致城邦损失惨重。茨温利很幸运的得病而未死,但他看见黑死病是如此普遍,一次性就干掉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事实,这让他对上帝他老人家是否慈爱的传统讲法疑窦丛生。而且茨温利一度是苏黎世的随军牧师,参加过封建乱战,甚至还参与过著名的马里尼亚诺会战。马里尼亚诺会战是瑞士佣兵的落幕战,面对法军的火炮群,瑞士佣兵方阵大败亏输,昔日武名威震天下的瑞士佣兵一蹶不振。这场战斗给了茨温利很大刺激。在面对自己祖国于黑死病的打击下变得一片破败,青壮还要出去当佣兵,靠斗杀搏命来挣钱的现状,茨温利极为不满,认定这是一条自毁之道。而且加上他本来就是宗教改革四天王之一的伊斯拉漠的老友,老友的文字促使他在苏黎世熬过瘟疫后,开启了瑞士宗教改革的道路。

1522年,茨温利的好朋友弗洛绍尔因为嘴馋,在大斋期请人吃饭时,违反斋戒的戒律,切了熏肉香肠请宾客吃了。有人举报到市政厅和苏黎世教会,于是市长打算要把弗洛绍尔抓起来惩办。茨温利看到吃个饭也要上纲上线成这样,实在忍不了,直接给自己的朋友站台,连续发文跟教会的牧师对喷。茨温利直接提出经书里并没规定大斋期不能吃肉,既然是真信徒就该以经书为准,法无禁止即可为。而且他又指出现在国家不幸,一面教士贪污腐败,拿平信徒的钱胡搭乱建。一面国家为了钱,将青壮送上战场当佣兵搏命,以致妇孺挣扎于道路。这样的泼天大恶不管,却苛责一个普通人正常的嘴馋。这也能算是正义吗?由于茨温利的质疑毫无疑问的占理,所以在他在苏黎世大教堂的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发表他的见解的时候,苏黎世人的心倾向于谁自然可想而知。1523年,茨温利在苏黎世发表《六十七条论断》(Schlussreden),提出应该解放人性,对于人的正常情感需求应予宽容,以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于大政的观点。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人性的正常需求是正常的,禁欲不应该覆盖平信徒的思路,这在当时是极为炸裂的思想。由于过于炸裂,因此在复印发售后,誓约八州里当时就有三个州宣布禁止这种思路,但同时又有一些州觉得茨温利讲的对,遂同意在本州发售。茨温利的这篇文章引发的所谓“苏黎世纠纷”,直接将旧瑞士邦联给干分裂了。现在瑞士邦联里面被新旧两教划分开来,有的州为了保证利益,所以支持旧教,有的州觉得道理更对,遂改为支持茨温利。与此同时还有不少人因为长久被禁欲主义压抑,连吃个饭都不得自由,心理抑郁成疾了。现在茨温利带头说这不对,一下让其心中大快。但在大快的同时他又觉得这么些年都是白过了,遂因痛快而生憎恶,开始对于旧教的设施大肆打砸抢以泄愤,这就是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圣像破坏运动”的缘起。瑞士由于国政早就世俗化了,所以在宗教改革中更注重文化的更易,因此成为圣像破坏运动的引领者。茨温利对于这种行为其实不赞同,但他在苏黎世得势的结果,导致瑞士邦联里的誓约八州里有五个开始公开反对他。而这五家随后开始组成“五邦同盟”( die fünf Orte),放话要跟苏黎世干一架。茨温利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还是忠诚的,而且此时苏黎世作为邦联的事实首都,如果听任五邦同盟这么胡闹,邦联还不给点颜色看看,带头大哥位子就得给别人坐了。而且如果真的跟五邦同盟对着干,对于正在形成的瑞士国族主义来说是一个推动,所以茨温利认为如果打砸抢运动能搞乱对手,他乐得看对面出丑。遂开始鼓动这种运动。五邦同盟对茨温利支持打砸抢的手法越看越不顺眼,于是乎开始呼朋唤友,准备开干。而茨温利则带着苏黎世组织自己的朋党结成新同盟,就是准备干到底。理念的不同引发的老钱和新贵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卡珀尔战争(War of Kappel)的爆发旧瑞士邦联的彻底分裂。苏黎世本身有朋党,而且还拉上了邦联的另一个带头大哥伯尔尼做了一伙儿,所以瑞士新教徒的力量总的来说是强过旧教徒的。不过新教徒里面派里有党党里有派,而且新教徒对于利益的追求表达过于强烈,利益少一点立即翻脸。所以虽然瑞士新教徒势力更强,但是互相扯后腿。而且新教徒在整个西欧的力量暂时还是不如旧教的,所以瑞士新教徒还要参与到其他周边势力的新旧教争端里面,去搞“支援革命”,在苏黎世的榜样下,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和城邦成立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四城同盟之类的新教同盟来对抗所在国家的旧教。这些新教同盟成立过程中,苏黎世都有份子,这样苏黎世还得花时间平衡国内国外各路势力的各种利益需求。而瑞士的旧教势力虽然比较弱,内部也是山头林立互相扯后腿,但上头还是有法国或者神罗这样的财大气粗的大哥撑腰,自己内讧可以请大哥来镇场子,所以共同行动能力要比新教徒要强。这最终导致两次卡珀尔战争都以旧教同盟的胜利而告终。茨温利本人也死于战事之中。但他开创的瑞士宗教改革依然在苏黎世为首的新教同盟中坚持了下去。特别是因为旧教同盟诸城邦之所以团结起来,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图利——旧教同盟的交易对象是意大利,主要下家是米兰,而米兰在整个中世纪里都是教皇的忠实打手。而新教同盟的交易对象则广泛的多,新教影响力大的低地国家是新教同盟的主要下家。由于有着浓厚的商战色彩,加上瑞士诸邦的国族主义的日益高涨,而且瑞士邦联的国政又早早的世俗化了,国家周围又受传统的封建主义的威胁,这导致瑞士的新旧两家虽然愿意跟对面开干,但都不太愿意给对手阖家铲。所以瑞士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特色是虽然两派在战场上打生打死,但是和约一签之后,新旧教各自的堂口可以做邻居,然后信徒各自去各自的堂口聚礼。虽说出门依然对骂互喷,但是和约的效力各家还是都认。市政厅不发话,各自城市的市民就算教派不同,也不会随便就拔刀子现场表演互砍。但是这种情况终究是怪异且不能持久的。瑞士邦联的宗教问题,最后还是要得出个结论。于是乎瑞士的新旧教派也一直在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1712年,决定性的第二次维尔梅根战争(Second War of Villmergen)爆发。这一次也和之前的战争一样,是带着浓厚商战色彩,甚至可以算是打着宗教旗号的事实上的物理商战。这一次新教联盟终于解决了他们的团结问题,新教同盟的两大带头大哥苏黎世和伯尔尼握手言和,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甫一开战,新教同盟军在各方面都占了先手。而且这一次新教同盟军有很大优势——这场战争中的主战场阿尔高州的圣加尔打算投哈布斯堡家,接受哈布斯堡王朝成自己的宗主。这个决定使得新教同盟不只是新教的拥护者,还成了瑞士诸邦自治传统的保护者。获得大义名分的新教同盟军成功分裂了除了五邦联盟外的瑞士其他诸邦,使得新旧两教的同盟军直接可以上驷对上驷,公平的干一仗。而新教同盟军的实力要远强于旧教同盟军。因为新教同盟的带头大哥苏黎世和伯尔尼都是瑞士佣兵团的传统兵源地。而且这两家因为经常派人去打战,在国外学了先进经验,也开始玩炮。加上苏黎世素来有一帮忠诚的朋党来助拳,所以这次战争终于以新教诸邦的决定性胜利告终。旧瑞士邦联再次联合起来,而且各邦开始普遍规定邦政府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新旧两教混居的邦不管以什么形式来管理,原则都是以和为贵。自此瑞士诸邦尽管对于宗教事务还是各管各,但邦政府有权管宗教事务,对于闹事破坏团结的行为要严厉打击的观念,开始在瑞士树立起来。而苏黎世打赢战争,再次团结瑞士邦联,又通过战争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和技术,遂又开始做瑞士的首都。这段时间里苏黎世产的塔勒银币因为有着首都经济的加持,所以成为瑞士诸邦铸币中的硬货。再次变得又高又硬的苏黎世带着瑞士邦联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直到一个更高更硬的对手出现搅乱了一切——大革命后的法国。

法国革命政权继承了法国历代以来的对外扩张目标,而且它一方面有革命激情加持,另一方面也是面临全欧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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